“习主席东南亚行”漫评②：为亚太发展指方向、注信心

由此, 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阶段, 对监察委员会机构性质、组织体系、工作机制和职权职责的研究, 及其延伸出的对谁来监督监督者法治思维的省思, 乃至对构建协调人大与监察委员会监督、监察职能相互关系的国家监督体制的理论思考, 都是法学界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12]参见〔日〕高桥和之：「憲法上の人権」の効力は私人間に及ばない——人権の第三者効力論における「無効力説」の再評価，《ジュリスト》2003年第I245号，第137～14页。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5]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例如私主体之间的言论与表达纠纷(如德国吕特案)、公司以种种涉嫌歧视的理由不采用或开除某一员工(如日本三菱树脂案)[78]等。同：私人間効力論再訪，《ジュリスト》2009年第I372号，第14～161页。[48]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的宪法构成及其实证化，《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45～56页。这些界限由法律(Loi，议会立法)确定。

[77]根据有学者研究统计，在齐玉玲案后的我国民事裁判实务中，承认间接或直接第三人效力的判决仍有一定数量存在。1.我国宪法文本中存在直接第三人效力的条款 首先，有学者可能会反驳认为，第三人无效力论无视了我国现行《宪法》中大量存在的所谓直接效力条款，无法自洽——这种反驳本质是逻辑先后顺序的模糊性，可以予以澄清。与此同时，商业伦理观正在侵蚀我国的市民伦理，使社会伦理发生重大偏差。

[2][7]任先行：《商法原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573～577、638页。德国在统一之前，邦国林立，政治分化，为了改变该格局，普鲁士首先统一商事法律制度，出台了1727年《普鲁士海商法》、1751年《普鲁士票据法》、1776年《普鲁士保险法》等商事法律，极大地扫清了阻碍城邦间商事贸易的法律障碍。再次，从立法的紧迫性来看中国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急需《商事通则》。在建构现代商事行为制度时，需要对传统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与现代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作出区分，认识到现代商事行为的复合性，对加入了金融产品、数字产品这类标的物，以及加入的大量的商事服务后的商事行为制度如何正确调整，如何安排相关制度，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行为准则的宗教伦理没能发挥禁商的作用，反而使商业冲破禁锢迅猛发展，宗教伦理对商业的排斥使商业伦理一度失去束缚，犹如脱缰的野马迅猛前行。与民事财产用于生活消费以稳定为特征不同，商事财产作为经营性财产以风险为基本属性、以增值为目的，由此引申出不同于民事财产制度的商事财产制度构建。

[8]尽管编纂《中国商法典》是商事实践活动的现实需要，但是基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矛盾，制定商法典首先在体系构建上面临着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有成熟的商法理念和理论贯穿于商法典的各个部分，贯穿于整个商法典。当代主要发达国家都以商法典作为调整商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而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则数量有限并主要是地域小、人口少的国家，因此，若我国以民商合一的法典作为调整商事法律的基本法规并以此推向世界，不但不符合我国地广人多的国情，还可能无法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强国的认可，最终阻碍我国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战略保障制度的构建。【注释】 [1][日]我妻荣：《中国民法债编总则论》，洪锡恒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论。商事行为制度作为商法的核心，随着商法历史的演变而变化。

我们崇尚正义和法制精神，但社会民众的价值判断更崇尚利益。(五)、商法典是保证我国《民法典》编纂实现价值目标的关键 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如果忽视商法的独特作用，刻意回避民商事立法体例问题，将无法凸显民法伦理观与商法伦理观之间的重大差异，乃至出现商业伦理对世俗伦理的渗透，进而重蹈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覆辙。该情形延续了整个中世纪中期，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扩张，一方面以推崇营利为核心的商业伦理和以禁欲、安贫为精髓的宗教伦理的冲突逐渐加剧，宗教伦理逐渐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共同点来看，传统商法具有两个特征。

所以，一国增强实力需要发展商业，但商业又有内在的无序性，此时要保证商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维护市民伦理的民法典，更需要保障和规范商业活力的商法典。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经贸合作，该战略横跨亚、非、欧65个国家，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大相径庭，法律制度又各有差异，要保证该倡议的顺利推行，我们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这是近现代大国崛起公开的秘密。

商事行为法是传统交易与新型交易并存的交易法。因此，在当下中国制定一部包罗主要商事单行法的商法典，至少需要面临立法技术上的统合难度。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新时期下的中国，必须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良好的商事法律制度来回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同时，公主体又需要不同于私主体的特殊规则设计。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事法律，商事监管法和商事竞争法也都应纳入商事法律汇编体系中，构建以商事通则-商事单行法-商事监管法—商事争议解决法为框架的商事法律体系。既要以商业伦理为出发点维护商事交易中的公平正义，平等保障参与商事交易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又要关注消费者利益，彰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制度如何安排，安排的必要性等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乎本国的商业开始超越国界，商业贸易扩张带来了15世纪新航线的开通，此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早期商业大国，率先成为殖民掠夺的领跑者，世界列强的殖民统治无一不是商业无限度扩张的结果，乃至发生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因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分配资源而掀起。商人没有自己的品格和精神目标，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商人只是短视的逐利工具，缺失长远的社会责任。

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基于商法典的助力。但是这背后也面临大量的问题。

商可提升人类的创新动力，亦可激发人们的贪婪欲望。{7}[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期刊名称】《广大社会科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中国商法典 。{2}谢怀縂：《外国民商法精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3}张民安：《商法总则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美国斯托里法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曾说过：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得不到保护，其他所有权利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这一问题反映在立法体系上，集中表现在商法典是一部纯私法还是兼容私法与公法。各方关系的平衡背后应当采取何种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是商法典立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第四，商事财产制度构建。从财产制度上来看，我国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公、私财产并存并且公有财产具有显著的地位。

第一，作为商事基本立法，中国商法典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创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事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促进中国商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融合。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战后商业经济的崛起乃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和贸易规则的制订者，《美国统一商法典》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4]但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国情与两百多年前的西方各国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积极推行法治，但社会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商业繁荣背后的制度缺憾，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和重新评估我们现行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民商不分，缺乏商事基本法，商人创新精神缺乏商事基本制度保护，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也缺少商事基本法律制约。[2]此后，法国实现政治统一，1807年颁布了近代意义上独立、完整的统一商法典——《法国商法典》，该法典的出台使法国的经济发展远超邻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大国，此后，各国纷纷效仿甚至直接移植法国商法典制定本国商法典，进而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更是让法国成为法律大国，国际地位赫然耸立。

建立独立的商事审判庭，并强化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所以，要以社会分工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在法学领域需要构建全面的制度。汇编的主要工作由解释商事单行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始，以构建体系化的商事法律为目标。

中国当下商事立法的最佳路径选择是以总纲性的商法通则加商事单行法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商法典。宗教伦理得以取代民法成为世俗社会的基本规则源于日耳曼人的入侵，政权的更替抑制了古罗马民法的延续，但却为商法走向系统化、体系化提供了政治基础。